香港中英法律文本 --- 仍待商榷的「同等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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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香港法律中英文本「同等真確」之法定原則

 

自殖民年代，香港一直沿用普通法，縱使回歸後，基本法亦保障原有法律制度依舊不變。[1]  普通法始於英國，傳統固以英語運作，但香港人的母語是中文，早在英殖時期已不斷有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的運動發生，直至1989年，香港首條同時以中、英文寫成和頒佈的法例才正式面世。[2]  雖然根據基本法第九條，中、英文皆為香港的法律語文，[3]  惟若同一條法例中、英文版本意義不吻合時，法庭該如何應對呢？這議題曾引發甚囂塵上的爭論，卻迄未出現清晰劃一的答案。[4]

 

本文有兩個重點──第一，討論在法例中英版本存在歧義時，法庭理應如何釋疑，並會參照現存的案例和法規，探討在過去案件中法庭處理法例中英文本歧義所採取的手段是否恰當；第二，透過分析部份法律界人仕對中文作為普通法語文的主要批評，論述中文是否適合作為香港之法定語文。最後本文會以外國例子為鑒，概括若在同一司法管轄區內，多種語文在法律上「同等真確」，究竟有何意義和影響。

 

 

甲部.  法律中英文「同等真確」爭議之背景

 

早於1987年，港英政府已通過《釋義及通則(修訂)條例》(第1章)及法定語文(修訂)條例》(第5章) ，自此，在第1章第10B(1)條[5] 和第5章第3條[6] 的效力下，中英雙語「同等真確原則」 (“Equal Authenticity Principle”)得以確立，意味中英文在香港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香港雙語立法雖早，但第一份中文判决書，要直到1995年才由楊振權大法官寫成[7]。1996年譚玉霞一案，可謂首宗喚起社會對中英法例版本歧義關注的案件。案中港府就同就《食物業（市政局）附例》第35(a)條連續作出兩次控罪[8]，被告人初在裁判法院兩次控罪皆判罪名成立，被告人不服上訴，爭議點在於條例中「增建工程」[9] (“addition”) [10] 的定義。

 

第一次上訴中[11]，楊振權大法官認為條例中文版本用詞比英文版清晰，裁定被告人肉檔外所放置的器具不構成「增建工程」，因此改判被告人無罪。[12]  但就另一次控罪的上訴中[13]，廖子明大法官以條例中英版本並無歧義，而「工程」一詞可泛指「一切工作、公事以及有關程式」為由，駁回被告人上訴。[14]

 

簡言之，楊法官的裁決是基於中文版比英文版明確，故以中文版文字(工程)的日常解釋為準；廖法官則翻查《辭源》，發現「工程」本身涵意廣泛，詞義與英文版雙通，因此認為無論中英版本亦會達致相同結果。雖然楊法官與廖法官對條例中英版本有否存在歧義抱不同看法，兩位法官的論證皆沒有否定中英文同等的法律地位，對獲法例確立的「同等真確原則」並無任何抵觸。

 

 

乙部. 「同等真確原則」真的得到確切維護和實行嗎？

 

譚玉霞一案兩次控罪的不同裁決，雖然沒有深入鑽研及闡述「同等真確」法規的應用原則，卻揭開了之後有關法庭理當如何消弭法例中英版本歧義的連翻爭議之序幕。

 

(一).  繼譚玉霞案後牽涉「同等真確原則」的案例

 

在譚玉霞之後，法庭數度裁決，似乎都有違背「同等真確原則」的跡象。如在Chan Fung Lan一案[15]，就《遺產稅條例》第18條中英文版本的歧義，原訟庭法官P. Cheung裁定中文版本存有「押記」(“charge”) 兩字，[16] 與英文版不符，是為錯誤，[17] 法官更在判詞裡指出法例的中文版本純為「翻譯文本」，而因法例翻譯工作繁浩，難免手民之誤，倘發現中文譯本出現錯漏，須緊記斷不能因為釋義及通則(修訂)條例第10B(1)條，而將「錯誤」的中文譯本視為與原本的英文條文同等真確。[18]

 

六年後Lau San Ching一案[19]，帶出《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28)條中英版本之歧義。[20]   原訟庭外籍法官G J Lugar-Mawson認為英文版的意思是包括任何「可能」導致公眾地方交通受阻的任何作為，[21]   而中文版則只規範任何「實際上」對交通構成了阻礙的作為，[22] 於是引用Chan Fung Lan的判決，裁定凡是先以英文施行的法例，其英文版本必比中文版更能準確反映立法原意，倘中譯本意思有異，當以英文原文為準[23]。

 

(二).  以上案中法官所用的釋疑方法有否按照「同等真確原則」？

 

Chan Fung Lan與Lau San Ching兩案的裁決，若只論結果，實無可厚非，但當中的推論過程，誠有惹人非議之嫌。律政司法律草擬科亦曾於1998年發表一份文件，名為《處理法例兩種語文本被指出現歧異的討論文件》，當中第2.2段申明中英兩語平等的基本原則，意指法例中英版本不相從屬，而是如第1章第10B(1)條所述明的「同等真確」。[24]

 

承上，該文件第2.4段表明任何暗示英文版本享有較高地位的詞句均為不當，例如應避免使用「中文翻譯本」、「該英文被譯為」等句語，而該用  「中文文本」、「其中文對應詞」為佳；此外，該文件第5.1及5.2段指出雖然第1章第10B條本身並無明文規定法庭在根據法例裁決時必須同時參看其中、英文本，[25] 但若有關法例中英版本出現歧義，法庭則應進行比對，並按照第10B(3)條，在「考慮條例的目的和作用後，採用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本的意義」。[26]

 

就如譚玉霞案中，楊振權法官雖採納法例中文版的用詞，但原因純粹是英文本用字“addition”意義比較空泛，反觀「增建工程」一詞意義清楚，更能釐清法例的實際應用範圍，正好彌補英文版之不足，於是以中文版為準。   但楊法官由始至終沒有否定英文本中“addition”的真確性，也沒就中英文本的地位作出優次之別的判斷，其裁決可謂既考慮到立法原意，也兼顧了中英各文本裡文詞的涵義。

 

律政司前副首席檢察官馮岑苑貞女士曾在香港回歸時撰文，指出多語同等真確下產生的歧義問題，在國際上並不罕見，[27]  而第1章第10B條的法規是參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3條而制定的，符合國際慣例。至於譚玉霞案中楊法官的論證方式，亦正正是廣為其他大部分普通法管轄區法庭所採用去解決不同文本歧義的慣常方法。[28]

 

若論及與香港相近的海外例子，加拿大可算適合不過了。加拿大跟香港一樣，奉行雙語同等真確的普通法制度，英文和法文都是法定語文。[29] 雖無法例明文規定，但在多宗加拿大案件的判詞中，法官皆表明即使訴訟雙方在審訊過程中只著重相關法例的其中一個文本，法庭亦必須參看另一個語文版本，方可作出裁決，以恪守英、法雙語同具相等權威之大原則。[30]

 

反觀香港Chan Fung Lan與Lau San Ching兩宗案例，可謂與國際奉行的雙語同等真確的精神南轅北轍。Chan Fung Lan案中法官P. Cheung，先單單因為相關條例中文版本有「押記」一詞，而英文版本卻沒有相等的“charge”一字，所以斷定中、英文兩個版本的句意不相符，再而以英文版早比中文版施行為由，咬定中文版本「翻譯錯誤」，論證未免過於粗疏。

 

首先，有評論直指該判決僅以兩款條文含有或欠缺一字一詞之差，貿然得出中英文本意義不一的結論，明顯忽略了中、英文各自不同的語法結構。[31]   姑勿論法官對於兩文本是否存在歧義的論斷是否下得準確，最大問題是即使兩文本果真互不吻合，案中裁決徹頭徹尾卻無嘗試去協調中、英文本的字句。事實上，法官若按第1章第10B條把詮譯重點放在條例的背後目的，兩文差異所致的疑點本可迎刃而解，奈何該案判決偏偏基於「法例翻譯工作繁劇，中文譯本難免出錯」的一隅之見，視英文版為唯一真確的文本，罔顧第10B(3)條的殷殷誡誨，導致整套斷案邏輯紕漏橫生。[32]

 

又以Lau San Ching一案為例，若判決者以第1章第10B(3)條所訂明的立法目的為念，則應先行藉有關「外在材料」(如當年通過立法的審議歷程和辯論記錄)[33] 去發掘《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28)條的立法原意，然後根據這原意去決定條例是否旨在包含「可能」阻礙交通的作為，而非僅僅慿英文版早於中文版施行作理由，在對立法原意不作任何尋求或獨立闡述的情況下，自動將英文版本升格為優先的基準。

 

若遵從Chan和Lau兩案裁決，則等同將1989年之前所立的五百三十二條主題條例及約一千條附屬法例之中文版本貶低為次等文本[34]，不但否定了法例翻譯的意義和功能，也完全牴牾了中英雙語的同等真確原則。2010年數位香港律政司法律草擬科政府律師聯署一篇命名為《法例之法——香港釋義及通則條例概覽》的評論文章，提及上述數宗案件判決，並表明草擬科的觀點是即使法例先以英文版本制定，其英文或中文版本皆通過正式審議，故此兩個文本均具同等權威，原文撮錄如下：

 

「……應注意的是對於原以英文制定，但隨後才有獲宣布為真確的中文文本的法例(見上文)， 雖然兩個版本並非同時面世， 兩者卻在其各自的立法程序中通過了正式的審議。因此，這裏的看法是不論條例的中文文本是與英文文本同時制定，還是在後期才宣布為真確本，中文文本均須詮釋為與英文文本同等有效和具權威性。」[35]

 

因此，無論在用詞或論證過程上，Chan和Lau的裁決皆徹底破壞了中英文同等真確的原則。其實雙語同真理固宜然，有關如何釋除歧義的法規亦確鑿無誤，為何云云案例卻總令人感覺法庭不願把中英法例文本等量齊觀呢？

 

 

丙部.  中文適合作為普通法法定語文嗎？

 

在香港法律的應用層面，中文名義上可與英文同日而喻，實際上卻一直擔當配角，無非因為不少法律界人仕質疑中文本身的語文效能，對於以中文演繹普通法內容，總有一種不其然的抗拒感。[36] 本部旨在歸納對於法律中文的主流指控，並剖析這些指控是否成立。

 

一).  檢視及解構普通法中文所受的主要批評

 

一向有人批抨中文是一種不科學、不準確的語言，[37]   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先生更曾在訪問中斷言中文偏重意會通感，準確度極低，法律中文若要達致英文般的準確水平，則可能要用上比日常中文多三、四倍的字數，冗贅不堪，即屬文法差勁的中文。[38] 

 

另一位資深大律師吳靄儀女士亦曾在報章中撰文，描述因為回歸前律政司趕製法例中文譯本，當找不到「現成」詞語表達法律概念，就發明一些洋化中文詞代之，有荼毒中文之嫌，更導致中文版法例成為「密碼文件」，整體意義渾不可解。[39]

 

兩位大律師的言論，可謂充份彰顯了不少法律執業者對中文能否成為一種準確普通法語文的懷疑，梁大律師顯然認為中文遠不及英文準確和科學， 所以未必配得上作為普通法語文。那樣說來，英文用作普通法語文，是否就天衣無縫呢？

 

其實在西方，普通法英文一樣飽受語言學家和法律學者猛烈炮轟──Mellinkoff認為法律英文充滿累贅、模糊等「怪癖」(“mannerisms”)，與日常語言不能接軌[40]。Tiersma 更直指法律英文有著獨特的詞彙、語法和語義，根本說不上是英文[41]，並指斥法律從業者為世上「最臭名遠播的英文濫用者」 (“most notorious abusers”)[42]。

 

在2011年陳振鴻法官紀念專題講座裡，講者關淑馨大法官亦坦言，《香港法例》的中文文本閱讀起來有予人佶屈聱牙之感；但關法官亦提到，法律翻譯難度極高，文字上的通順，未必是首要考慮。[43]  其實香港人讀普通法中文覺得文句不順，英國人讀普通法英文何嘗不是感同身受呢？普通法內容嚴密複雜，極求精細準確，既然法律對表達訊息的準確程度與日常溝通要求不同，句語的表達方式自然異於慣常句法，這恰好亦點破了為何縱使是法律英文也同樣惹來不少英、美學者的口誅筆伐。由此可見，鑑於普通法本身的語體規格，不論中文或英文，當用作表達法律概念時，難免要有所調節，出現悖於日常文法的句式。[44] 若奢望中文能超越英文的效能，以慣常句法便可發揮出普通法特定的準確度，實屬緣木求魚的想法。

 

至於有關中文法律文本「造詞」之指控，實基於對翻譯性質的誤解。正如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委員冼景炬博士所言: 「文字並無魔力，但我們卻可以讓文字為我們工作」。普通法概念既然是外來文化，自然不一定在中文有對等詞[45]，所謂「對等詞」純屬人為建構，就像當年華人翻譯佛學，同樣要造詞去表達固有中文不存在的佛教概念。再者，其實製造新詞的翻譯方式，不外只限於用在一些法律特定的專有詞語身上。2005年，陳兆愷大法官與眾多法律和學術界人仕編纂《香港英漢雙解法律詞典》，針對的正正是這個問題。該詞典涵蓋九千多個法律專用詞語，提供中英對照，並附以相關法例、案例闡釋。[46]  只要有識之士繼續不吝獻力，建立起正式的雙語對應詞庫，讓法律從業者有一個固定的詞句參考系統以作查究，新創的中文法律詞彙，對理解和表達普通法中文肯定只會有益無害。

 

人們也許疑問，透過普通法術語規則建構的新詞，不為公眾熟悉，那豈不違背了翻譯的意義？答案一言以蔽之，翻譯並不等同教育，中文譯本的責任，在於傳遞法律英文詞語的表意，卻不能取代專業法律教育的功能。就算在法律英文中，亦有很多字詞與其日常意思根本迥然有異 (如 ‘consideration’、‘building’、‘negligence’、‘frolic’等) ，即使是操流利英語的人，也不可能在毫無法律基礎知識的訓練下，完全瞭解法例的真義。倘若單靠咀嚼字詞和文句上的翻譯，讀者便能於彈指之間把艱澀深奧的法律瞭然於胸，大學莘莘法律學子的多年寒窗，豈非費時失事、宕欠光陰？

 

二).   比較英國法定語文的演變過程

 

英國乃普通法之濫觴，但普通法在英國萌芽時，並非採用英文。自1066年，所有英國法庭審訊須用法文(“Law French”)，而一切法律文書則必須由拉丁文寫成。直到1363年，才有新法令頒佈將法庭審訊的官方語言改為英文，但文書紀錄一概須繼續使用拉丁文。[47]  待到1730年，隨著新法例的施行，英文才取代拉丁文，正式成為英國口述及文字上的法定語文。[48]

 

換句話說，在1066年至1363年這段三百年的歲月裡，英國的本土英文在其法律制度上，幾近毫無角色可言。至於由當初以法文和拉丁文並行，轉換成全面使用英文，整個蜕變過程共歷六百年之久。英文本是英國人的母語，其邁向成為真正法定語文的道路卻如此迂迴多舛，原因正是法律體制相沿成習、保守自居。幸而時移世易，隨著社會急速發展的需求和民眾日益澎湃的訴求，英國人終歸能夠用自身的語言來運作自家的法律。[49]

 

其實在任何地方要轉變或新添一種法律語文，必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新興的語文總會成為千夫所指的箭靶，被指責為不及原有的法定語文可取。   就如當年英國有人提倡以英文代替拉丁文和法文，何嘗不是遇到百般阻力和反嚮呢？[50]  而當時反對採用英文的人仕對英文的大張撻伐，可謂與今天在香港所聽到對中文的質疑別無二致，但今時今日英文不是同樣被奉為最科學、準確的普通法語文嗎？

 

當然，以往香港法律界普遍使用英文為主，對於用中文表達的法律內容需要時間適應，而香港在草擬中文法律方面，的確仍有改進的空間。[51]  但磨合需時，不等於方向不正確，更不應作為侵犯中英文「同等真確」原則的藉口。英國前車可鑒，香港實應汲取教訓，勿再曠日持久，令雙語同真的法例淪為徒託空文。

 

結語：  中英同真，意義殊深

 

多語同等真確原則，絕非單是香港的機遇，而是世界的潮流。加拿大歷久採用英、法雙語的法律制度，歐盟官方的法定語文更達廿四種之多，有研究甚至指出，法定語文種類擴增，反而有助歐洲

法例，因為當一個文本意義含糊時，其他同具權威的語言文本正能為法庭提供尋覓法例真義的寶貴線索。[52]  法律語文採用多元制，廣獲認同有助促成更和平、昌盛、自由和民主的社會。[53]  為免法官受法例英法版本施行時間不一而影響對兩者同等真確的判斷，加拿大國會更不惜將所有英、法版本施行時間有異的法例全部廢除，並一併將其雙語版本再度同時通過立法。[54]   此創舉無疑大費周章，但足證加拿大全國對於法律雙語地位之尊重，以及對確立「同等真確」制度之重視和決心，可供香港法律界借鏡。

 

中英文同等真確原則早在1987年獲法例訂明，但環顧有關案例及部份法律界人仕的反應，此原則似乎未得真正認同。香港如要趕上國際法律的標準，法庭和法律從業者莫應踟蹰不前，凡處理有關法例中英文本出現歧義的案件，法庭實有責任緊遵《釋義及通則(修訂)條例》第10B條的法規，對中英版本一視同仁，在秉持立法原意的大前題下，盡量兼收並容兩者之文意，堅定不移捍衛「同等真確」之基本原則。現已榮休的陳兆愷大法官在2011年香港大學畢業典禮致辭時開宗明義，執言法律中文若能普及，港人將更感司法程序公允，同時可以加深大眾對法律的認識，從而加強廣大市民對整個法制的信任和尊重。[55]  香港是世上唯一採用中文作法定語文的普通法管轄區，司法界倘能開創先河，以中、英文同等並重的方式，順暢運行普通法，不但香港市民禆益無窮，對全球華人社會亦將啟發無垠。如此榜樣，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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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基本法第八條訂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2]  在1989年4月制定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24章)是香港第一條雙語條例。

 

[3]  基本法第九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4] Cheung, Eric T. M. "Bilingualism: Where Are We Heading?" In Reform of the Civil Process in Hong Kong. Butterworths Asia, 1999: 241-253.

 

[5] 釋義及通則(修訂)條例第10B條”兩種法定語文本條例的釋疑”訂明:

(1) 條例的中文本和英文本同等真確，解釋條例須以此為依據。

(2) 條例的兩種真確本所載條文，均推定為具有同等意義。

(3) 凡條例的兩種真確本在比較之下，出現意義分歧，而引用通常適用的法例釋義規則亦不能

解決，則須在考慮條例的目的和作用後，採用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本的意義。

 

[6] 法定語文(修訂)條例第3條”法定語文與其地位與應用”訂明:

(1) 現予宣布︰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以及在法院程序上，中文和英

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 (由1995年第51號第2條修訂)

(2) 各法定語文享有同等地位，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在第(1)款所載用途上亦享有同等待遇。

 

[7]王培光、冼景炬「香港中文判決書的語言問題」。此文曾在“語言與法律首届學術研討會”(2002年, 北京) 上宣讀。

 

[8] 該條附例已於1997年廢除，案中附例第35條現已原文過渡至《食物業規例》第34條。

 

[9] 《食物業（市政局）附例》第35(a)條原文為：「在任何牌照根據本規例批出或續期後，除非獲得署長書面准許，否則持牌人不得安排或准許對牌照所關乎的處所─ (a) 進行任何更改或增建工程，而該更改或增建工程會令該處所與根據第33條獲批准的圖則有重大偏差」。

 

[10]上述附例英文版本為 “After the grant or renewal of any licence under this Regulation, except with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Director, no licensee shall, in respect of the premises in relation to which such licence was granted, cause or permit-  (a) any alteration or addition which would result in material deviation from the plan approved under section 33”.

 

[11] The Queen v Tam Yuk Ha [1996] HKCFI 445.

 

[12] 見楊法官判詞第38 段: “In my view, the English language term of "addition to the plan" is ambiguou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term of "增建工程" (Zeng Jian Gong Cheng) is clear and plain. The Court must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the two authentic texts in such a way as to give effect to the authentic text which carries a clear and plain meaning over the one which is ambiguous”.

 

[13] The HKSAR v Tam Yuk Ha [1997] HKLRD 1031.

 

[14]見廖法官判詞第13 段:“The term "更改工程" denotes, inter alia, alteration work, alteration job, and "增建工程" additionally erected work…. Once a universally acceptable definition is available for affirming the intended language assimilation in the two texts, cogent reasons must be lacking for rebutting the statutory presumption that they are compatible…. With these definitions in the Dictionary of Terms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my view, there is no ambiguity to resolv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and on the above definitions there need not be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as between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text. For either of the texts, any form of alteration/addition would suffice.”

 

[15] Chan Fung Lan v Lai Wai Chuen (MP No. 4210 of 1996).

 

[16] 《遺產稅條例》第18條相關原文為：「…...但如該財產由不知情並付出有值代價的真誠購買人購入，則不得針對該購買人而對該財產施加押記」。

 

[17]上述相關條例英文版本為:“….Provided that the property shall not be chargeable as against a bona fide purchaser thereof fo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without notice”.

 

[18]見判決書第16段: “It is not possible to reconcile the two texts…. On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e authenticated Chinese text started life simply as a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legislation and if there are errors in the translation, which are bound to arise in such a mammoth undertaking, such errors should not be given effect simply because under s.10B of the Interpretation Ordinance the two texts are said to be equally authentic”

 

[19] HKSAR v Lau San Ching & Others (HCMA 98/2002).

 

[20]見判決書第52段: “In this case there is clear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authentic texts. The original official English text creates an offence when any person does any act whereby obstruction, whether directly or consequentially, may accrue to a public place, th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creates an offence when any person does any act whereby obstruction, whether directly or consequentially, actually accrues to a public place (emphasis supplied)”.

 

[21]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28)條英文原文為：“does any act whereby injury or obstruction, whether directly or consequentially, may accrue to a public place or to the shore of the sea, or to navigation, mooring or anchorage, transit or traffic”.

 

[22]上述條例當時中文版本為：「作出任何作為，因而直接造成或導致公眾地方或海岸、航道、泊船處或下錨處、運輸或交通受損或遭受阻礙」。該條例已於2005年修訂，以使其意義與英文版相符。

 

[23]見判決書第55段: “if the Ordinance was initially enacted in English, the English text was the original official text from which the Chinese text was subsequently prepared and declared authentic.  In ascertaining the ordinance’s legal meaning, the English text should be taken as more accurately reflecting the legislature’s intent at the time it was originally enacted.  In this case, the meaning borne by the original official English text, which was already in existence as early as 1932,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Chinese authentic text”

 

[24]見律政司討論文件第2.2段：「第10B(1)條述明本港法例的兩種語文本平等的基本原則。該條規定條例的雙語文本同等真確﹐解釋條例須以此為依據。這裏的意思是指中文本既不從屬於其英文對應本﹐亦非僅為該英文本的翻譯本」。

 

[25]見討論文件第5.1段：「第10B……雖然條例並無指出須在解釋過程中何時進行比較﹐但若非同時參看兩種文本﹐則不會發現有意義分歧。在進行協調以消除分歧時﹐縱使無明文訂定比較兩種文本的法律責任﹐但亦應要求法庭作比較。在未考慮兩種文本中的一種前﹐便不應採用另一種」。

 

[26]見討論文件第5.2段：「兩種文本的歧異須按照第10B(3)條﹐分兩個步驟解決。首先須引用通常適用的法律釋疑規則以解決問題﹐如無法如此解決﹐則須在考慮條例的目的和作用後﹐採用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本的意義」。

 

[27] Tabory, Mala. "Multiling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6, no. 2 (1982): 433-35.

 

[28] Fung, Spring Yuen-ching. "Interpreting the Bilingual Legisl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 Law Journal 27 (1997): 206. p. 216-218, 226.

 

[29] 加拿大大部分省份都行使普通法，除了魁北克省行使大陸法。見Beaupré, Michael. Interpreting Bilingual Legislation. 2nd ed. Toronto: Carswell, 1986.

 

[30]加拿大相關案例包括Food Machinery Corp. v Registrar of Trade Marks (1946) 2 D.L.R. 258 (Ex. Ct.)；Jones and Maheux v Gamache (1968) 7 D.L.R. (3d) 316 (S.C.C.) ；Minister of Citizenship & Immigration v. Bhalrh (2004) FC 1236 見 Bennion, Francis Alan Roscoe. Bennion 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 Code. 5.th ed. London: LexisNexis, 2008.

 

[31] Fung. (同註28), p. 223-224

 

[32] Cheung, Anne S. Y. "Constitutional and Legislative Provis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Hong Kong SAR." (2010): 27-33

 

[33]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使用外在材料作為法規釋義的輔助材料報告書》(1997年3月)  http://www.hkreform.gov.hk/tc/docs/rstatutory_c.pdf

 

[34]  Poon, Emily Wai-Yee. "The Pitfalls of Linguistic Equivalence: The Challenge for Legal Translation." Target 14, no. 1 (2002): 75–106.

 

[35]文偉彥 ; 許行嘉 ; 勵啟鵬 ; 張美寶 ; 李秀莉  「法例之法——香港《釋義及通則條例》概覽」(2010) 34 http://www.doj.gov.hk/eng/public/pdf/2010/ldd20101118e.pdf  見第74條註腳。

 

[36]關淑馨.  「懂中文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中文---以中文進行民事訴訟的窘局」《香港法律雜誌》41 (2011): 324-42.

 

[37] Chen Yun, Detoxing Chinese中文解毒. Enrich Publishing Ltd, 2009.

 

[38] 梁大律師曾說: “Chinese has a very low level of precision, relatively speaking. Chinese depends more on implied meaning….If you want to achieve the same standard of precision in Chinese, you have to engage maybe three or four times more words…. If you want to express the law in Chinese, you have to express it in a redundant way; the Chinese used must be, by literary standards, ‘bad’ Chinese”. 見 Ng, Kwai Hang. The Common Law in Two Voices: Language, Law, and the Postcolonial Dilemma in Hong Ko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9]吳靄儀. 「救救法律中文」《明報》(26/10/2009) http://arnoldii.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001969

 

[40] Mellinkoff指法律英語實質“wordy, unclear pompous and dull”，並等於“a zone where the language of law loses contact with speech”. 見Mellinkoff, D.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Eugene Oregon: Resource Publications, 1963

 

[41] Tiersma稱法律英文實際上為一種「子語言」: “Legal language has been called an argot, a dialect, a register, a style, and even a separate language.  In fact, it is best described with the relatively new term sublanguage.  A sublanguage has its own specialized grammar, a limited subject matter, contains lexic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restrictions, and allows "deviant" rules of grammar that are not acceptable in the standard language”. 見Tiersma, P. M. Legal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42] 有人甚至把法律英文形容為 “legalese” (「法律八股文」) ，Tiersma亦描述法律英文乃為將律師標誌成為專業族群而生的“conspiracy of gobbledygook”. 見 Tiersma, P.M. “The Nature of Legal Language.” (2000) http://www.languageandlaw.org/NATURE.HTM

 

[43]關淑馨 (同註36): 336.

 

[44]冼景炬. 「冼景炬博士第一版序言」《英漢民商事法律詞彙》(第四版) 香港: 律政司, 2015: x-xvi

 

[45]冼景炬. (同註44)

 

[46]陳兆愷等. 《香港英漢雙解法律詞典》香港: Butterworths, 2005

 

[47] 當時確立以英文代替法文為審訊語言之法令名為“Pleading in English Act 1362”，亦作“Statute of Pleading”.

 

[48] 自法令“Proceedings in Courts of Justice Act 1730”施行後，英文終全面成為英國法定語文。

 

[49] Bettoni, C. and Gibbons, J. “Linguistic purism and language shift: a guise-voice study of the Italian community in Sydn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72 (1988): 15–35.

 

[50] 法律語言學家John Gibbons 評論指: “….It has taken more than five hundred years for common law British English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it can officially drop the last of its openly French legal jargon, and there are still accessibility problems with less overt calques from French and Latin. The system nevertheless manages to operate and is valued highly by many.” 見 Gibbons, John. “Book Review: The Common Law in Two Voices: Language, Law, and the Post-colonial Dilemma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the Law (2011): 325-328.

 

[51] Luk, Man Wai (ed) Legal Translation Practice 法律翻譯: 從實踐出發.  Hong Kong: Chunghwa Book, 2002.

 

[52] Solan, Lawrence M.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the EU: the Augustinian Approach.” In Oslen, F., Lorz, A. and Stein, D. (eds.) Translation Issues in Language and Law.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5-54.

 

[53]政治哲學家Kymlicka 及 Patten 寫道: “….countries that have moved in this multilingual direction are amongst the most peaceful, prosperous,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around”. 見 Kymlicka, Will and Patten, Alan. Language Rights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4] Leung, Janny H.C. “The Object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ng Multilingual Legislation”. Semiotica, 201 (2014): 223-238.

 

[55] Chan, Patrick Siu Oi. “The Honorary Graduates’ Speech 184th Congregation” HKU Faculty of Law Newsletter (Autumn, 20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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